白寿彝：漫谈史学传统三事

一

我国史学在悠久的发展过程中，积累了不少的优良传统。史家对于历史记载真实性的责任感，就是这种优良的传统之一。

旧史家曾经长期宣扬过齐国史官的故事。那是在春秋时期，齐国的崔杼把齐侯杀了，齐太史就在史简上写了一笔，说“崔杼弑其君”。这个忠实的记载触怒了崔杼，崔杼把太史杀了。太史的弟弟还是照旧这样是写，崔杼把这个弟弟也杀了。第二个弟弟又写，崔杼又把他杀了。第三个弟弟还写，崔杼只好罢了。南史氏听说太史氏一家都死了，拿着简策去执行太史氏未完成的任务，半路上听说已经有了记载，才转回家来。这个故事见于《左传》襄公二十五年。这个故事跟后来某些史家的直笔有何同异，还可以作具体的分析研究。单就太史氏和南史氏不惜以生命去争取真实的历史记录这一点来说，它是给后来史家树立了榜样的。

司马迁写《史记》，不只写出了“明圣盛德”，和功臣贤大夫的事业，同时又写出了汉自建国以后的社会矛盾，揭露了当时统治阶级的内幕。相传，他因此触怒了汉武帝。后来因受李陵一案的牵累，遭到了重刑，他仍念念不忘于《史记》的成书。他在《报任安书》中说，因著作“草创未就，会遭此祸，惜其不成，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”。他要把这书“藏之名山，传之其人通都大邑”。只要这一点作到了，他说，“则仆偿前辱之责，虽万被戮，其有悔哉！”他忍辱偷生，是为了写成这部书。只要这部书写成了，能够流传下去，就是自己丢掉了生命，也是满意的了。

东晋时，孙盛著《晋阳秋》，以当时人写当时的史，被称为是“词直而理正”的良史。当时总揽军国大权的桓温，认枋头之败是自己很大的羞耻。他见孙盛在书里把这次的失败照实地写了，就大发脾气，对孙盛的儿子说：“枋头诚为失利，何至乃如尊君所说。若此史遂行，自是关君门户事。”儿子们害怕了，请求孙盛为全家人的命运考虑考虑。孙盛大怒，不答应他们的要求，坚持自己的定稿。《晋书·孙盛传》记载着这个故事。

自唐以后，记注的制度渐趋详备，同时封建国家也加强了对国史撰述的垄断。在这样条件下，优秀的史家仍旧是为写史的忠实而进行斗争。唐代史官如褚遂良、魏謩、郑朗，都曾拒绝过皇帝对起居注的取阅。唐太宗问褚遂良：“朕有不善，卿必记耶？”回答是：“臣职当载笔，何不书之”（《贞观政要》卷七）。魏謩答唐文宗说：“陛下一览之后，自此书事须有回避。如此，善恶不直，非史也，遗后代何以取信”（《旧唐书·魏謩传》）。唐代著名史家吴兢，曾屡次拒绝宰相张说的请求，不肯把关于张说的记载加以删改，甚至连改几个字的请求都拒绝了。他答复张说说：“若取人情，何名为直笔！”（《唐会要》卷６４，史馆杂录下）

过去的史家都不免受他们时代条件和阶级意识的局限。因此，优秀的史家也不可能对历史的发展有正确的理解。但是，不少史家并未因此而有意地歪曲了历史。并且恰恰相反，他们是反对对历史的歪曲的，他们一贯以“不掩恶，不虚美”的实录跟增饰、回护、褒贬任情的写法相对立。尽管史书中有不少对历史的歪曲，但这从来是不容于公论的，它们被称为“伤风败义”，被称为“秽史”，为“曲笔”。

二

我国的史学名著多是史家长期积累而成。对有家学传统的史家来说，他们的某些著作还是累代结集起来的成果。

司马迁写《史记》，经始于太初元年（公元前１０４），到太始四年（公元前９３）他写《报任安书》时，《史记》规模的大体略具，已经历了十二年。但从《史记》的内容来说，包含了司马迁“先人所次旧闻”。从司马迁一生的事业来说，自十岁诵古文、二十岁南游江淮各地以至以后的奉使巴蜀等等，都在他的书里得到了反映。《史记》这部书实际上是司马氏的家学和司马迁一生事业的结晶，我们不应专以写作的具体时间去衡量他的写作。

《汉书》实际上在班彪时已经开始了工作，不过那时还没有这个书名。班固继承父业，自永平中受明帝诏命，“潜精积思二十余年”，至建初中把《汉书》最大部分完成了（在公元５８—８３年之间），而八表和天文志还没有写出来。班固的妹妹班昭在班固死后继续工作，也还没有最后地完成，又由马续接着工作。《汉书·天文志》就是马续写出来的。赵翼说，《汉书》凡经四人手，阅三四十年始成完书。实际上，《汉书》的编写总过程是要在三四十年以上的。

在唐初所修八史中，《北齐书》是李德林、李百药父子相继写成的，《梁书》和《陈书》是姚察、姚思廉父子相继写成的。姚察是梁陈两朝的史官，整理两朝史事，没有成书而陈亡（５８９）。隋文帝时，他继续写下去。没有到写完，他又死了（６０６）。姚思廉接着工作，一直到唐太宗贞观十年（６３６），才把两书写成。这两书的编写，经历四朝，有好几十年了。

司马光写《通鉴》，先草事目，继作长编，最后删订成书。其中唐代部分，原来有长编六百卷，后来定稿为八十卷。自治平二年（１０６５）４月受诏编撰，到元丰七年（１０８４）１２月成书，共历十九年之久。在写《通鉴》以前，司马光著有《历年图》，已具有《通鉴》事目的味道。后来又撰《通鉴举要历》，是《通鉴》的缩本。实际上，司马光对于《通鉴》的工作，是用了比十九年还要多的时间。

继《通鉴》以后，南宋时李焘撰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九百八十卷，《续资治通鉴长编举要》六十八卷，连两书连目录共一千零六十三卷。李焘自称他的这些工作，“网罗收拾，垂四十年”。宋元之际，胡三省注《通鉴》，自称在宝祐丙辰（１２５６）“始得大肆其力于是书”，到至元乙酉（１２８５）冬“乃克彻编”，前后共约三十年之久。德祐丙子（１２７６），胡三省曾因战乱逃亡，把成稿丢了，最后的成书是经过一个从头作起的过程的。清乾隆间，毕沅邀集学人》编《续资治通鉴》，也费了二十年的工夫。

《三通》卷帙繁富，都经过长时期的编撰。杜佑撰《通典》开始于“大历之始”（李翰《通典》序），在贞元十九年完成（《唐会要》卷３６），共经三十六年（７６６—８０３），成书二百卷。所以他的进书表说是“自顷缵修，年逾三纪”。马端临撰《文献通考》，在大德十一年（１３０７）成书（《乐平县志》卷十三，李谨《通考》序），共三百四十八卷，历时二十余年（至治二年饶州路抄白）。郑樵撰《通志》二百卷，正式开始约在绍兴二十一年（１１５１），距他之死约有十年。但在修《通志》以前，郑樵已作了五十几种书，其中绝大部分都是《通志》所据以删定的成品或半成品。他说：“三十年著书，十年搜访图书。竹头木屑之积亦云多矣，将欲一旦而用之”（《夹ｊì＠③遗稿》卷三）。这个“三十年著书”，后来在编《通志》时就有了“一旦而用之”的机会。《通志》事实上也是郑樵一生治史的总结集。

《宋元学案》从创始到成书的过程，也值得说一说。黄宗羲修这书，大约开始于康熙丙辰（１６７６）《明儒学案》成书的前后。康熙乙亥（１６９５）黄宗羲死时，已约有二十年左右，还仅是成了三十四个学案的草稿。乾隆丙寅至甲戌之间（１７４６—１７５４），全祖望就黄氏原本进行修补，并定了一百卷的序目，但也没有能把全书完成。后来黄宗羲的六世孙黄征和七世孙黄直垕，又就全氏稿本校补，成八十六卷。道光间，王梓材、冯云濠求得传抄本数种，合校修补，于戊戌年（１８３８））完成了一百卷的全书。自壬寅到甲辰（１８４２—１８４４），冯云濠再就百卷本校勘补正，这才成为现在这样的《宋元学案》。从创始到这时候，包含中断的年岁在内，大约已经历一百七十年左右之久了。

过去史家所以往往经历很长时期才能把一部书写成，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当时客观条件上的困难。但首先是由于历史工作本身是复杂的，急于求成就不一定能作得好。过去优秀的史家的可贵精神，就在于不惜长期的辛勤，坚持了工作，甚至拿出了毕生的精力，而他们的后继者也能认真地继续了他们的工作，终于出色地写出了有代表性的巨制，在史学上作出了贡献。

三

史学的范围很恢廓，历史问题相互间的关系很复杂，如史家不在广阔的基础上进行工作，很难把工作作好。我国史学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好传统的。

司马迁父子的史学，在一开始就跟当时的儒者不同。司马谈不是皓首穷经，专攻一经一家之业，而是“学天官于唐都，受易于杨何，习道论于黄子”，通晓儒墨名法阴阳道德的各家学说，能指陈其要旨。司马迁著《史记》，既要“论先人所次旧闻”，“绸史记石室金匮之书”，并益以自己游历大半个中国的亲见亲闻，还要“厥协六经异传，整齐百家杂语”（决不是一经一传或一家之语）。他记政治、记经济、记战争、记社会风俗、记学术文章，“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”，而《项羽本纪》、《陈涉世家》、《平准书》及叔孙通、汲黯、儒林、酷吏、游侠、佞幸、货殖等传，更为生动精辟。如果司马迁对有关各方面没有这样广泛的深刻的理解，他是写不出来《史记》这部书的。

自《史记》创八书后，纪传体史书多以书志作为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，其中包含食货、礼乐、百官、兵刑、天文、律历、地理、河渠、艺文、释老，从社会经济、典章制度、自然知识以至学术、宗教无不包罗。这正如《隋书·经籍志》史部所说：“前言往行无不识也，天文地理无不察也，人事之纪无不达也。”陈寿《三国志》没有书志这一部分，后来沈约著《宋书》诸志，便把三国两晋的典制等等为前史所缺者，都补在《宋书》的志中。姚思廉的梁陈二书、李百药《北齐书》和令狐德棻的《周书》都没有志，于志宁、李湻风、李延寿等别修五代史志，附《隋书》行世，以补姚李各书之缺。尽管历代史书中的志，篇幅有多寡，质量有高下，但纪传体的史书应包括有志，这已是一个公认的传统。

《三通》是从纪传史中的书志发展起来的。因卷数多，记述的时代长，内容更为丰富，也就需要作者有更多的学识。杜佑撰《通典》，贯串群经群史和当代的典制、时务，搜集了大量的材料，对历代的经济、政治、军事进行了研究，提出自己的看法。郑樵在撰《通志》以前，以“十年为经旨之学”，“三年为礼乐之学”，“三年为文字之学”，“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，为虫鱼草木之学”，“八九年为讨论之学，为图谱之学，为亡书之学”（《夹漈遗稿》卷二），并各有专门论述。他把这些专门论述删订为二十略的主要内容，因而二十略在全书中显得特别精彩。马端临撰《文献通考》一方面继承杜佑、郑樵的遗规，一方面有更恢宏的规模。全书共有二十四门，各有文（历史记载），有献（各家论议），有案（作者案语）。在《三通》中，《文献通考》是一部更为体大思精的书。

史学工作的广阔基础，从我国的史学传统来看，并不是简单地要求多多益善，也决不等于见闻杂博、东拼西凑。司马迁著《史记》，虽所凭借者甚厚，但《史记》的真实价值还在于它能卓然有所树立，能“成一家之言”。《三通》的内容固然宏富，但它们的价值不在于材料的多，而在于多而通。顾炎武撰《肇域志》，“先取一统志，后取各省府州县志，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，凡阅志书一千余部”。他于同时撰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也是“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、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，有得即录”（以上见《亭林文集》卷六）。资产阶级学者因此就说顾炎武的学问是由于善抄书。其实，《肇域志》和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都是顾炎武未完成的稿本，决不能代表他的全部治学精神。顾炎武治学，恰好是反对重抄材料，拼凑成书的。甚至于像《吕氏春秋》、《淮南子》那样的杂家著作的方法，他都是反对的（参看《日知录》卷十九）。他与人书说：“尝谓今人纂辑之书，正如今人之铸钱。古人采铜于山。今人则买旧钱，名之曰废铜，以充铸而已。所铸之钱既已粗恶，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，不存于后，岂不两失之乎？承问《日知录》又成几卷，盖期之以废铜。而某自别来一载，早夜诵读，反复寻究，仅得十余条，然庶几采山之铜也”（《亭林文集》卷四）。这指出了史学的广阔基础还要从最根本的源泉处下手，要采铜于山，而不是收买旧钱；在广阔基础上建立的历史著作，是从铜山的矿石中冶炼熔铸起来的，而不是拿收买的旧钱改铸充数，当然也不是拿矿石来充数了。

来源：人民日报1961年8月12日 第7版